2026年11月出版的第2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郭春丽的文章《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随后在11月10日，《求是》杂志网站进一步发布了《破解供强需弱矛盾根本在于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引起诸多关注。为此，我们研究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力求将这个问题说清楚，
中国制造业规模庞大、工业生产能力很强，成本优势在全球拔得头筹。然而，在高生产能力背景下，国内消费却没有同步跟上。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郭春丽的文章《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总结，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供强需弱、新强旧弱、外强内弱等结构性特征，本质就是目前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供强需弱矛盾不是短期问题，而是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的长期且突出问题。如果再不及时调整，中国经济将很难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从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来看，高层借鉴了以往应对的宏观调控经验。例如收紧财政，逆周期调节、万亿投资，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实现较快企稳回升。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供强需弱矛盾具有与之前不同的特征，从时间看，此次增速下行持续时间更长；从效果看，传统调控手段的边际效应递减；从预期看，稳增长压力持续加大。而本质就是各地在GDP仍然主导的情况下，仍然沿着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推动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而行。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对于高强度投资的渴求仍然不止，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运行效率和发展质量的不利影响正在日益凸显。
第一，“重生产、轻分配”的激励机制何时能改变？从历史上看，建国以来，我们长期优先把资本积累、产能扩张、工业化赶超作为第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制度安排上把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多向生产端集中，集中力量干大事，把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更多压给居民家庭部门。而这就导致了供强需弱时，老百姓自然派生出来的用于自保的均衡，也就是说，这种失衡不是偶然结果。目前，我国财税体制仍然以间接税为主，地方天然有动力把土地、信贷、补贴、基建等资源，优先投向企业、工厂、投资项目等生产端，而教育、养老、居民补贴等民生支出，提升居民收入、降低消费品价格，在短期内拉动 GDP 不显眼，见效慢，不容易体现在考核指标上。若资源配置仍偏重生产投资、轻视居民收入和民生保障，就会从收入和保障两端同时抑制消费：劳动者报酬占比难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受限；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突出，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导致供需失衡。然而，改变直接税为主，会直接对中产阶层产生较大痛感，因此不能采取“休克式”方法。
第二，“重出口，轻内需”背后的分配机制何时能调整？目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欧洲、北美两大传统出口地区政治动荡，欧元区崩溃趋势愈加明显，北美民众极端化撕裂风险敞口逐渐暴露。“一带一路”地区市场还需要亟待培育，短期内外需收缩成为必然现象，前期围绕外需形成的产能便集中暴露为供大于求的矛盾。从国内看，由于居民收入、社会保障、消费能力没有同步跟上产能扩张速度，14亿人消费力无法匹配生产能力。
第三，“重投资，轻消费”背后的支配收入机制是否该反思？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长期偏低是破题的关键。当前看，居民养老、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导致的预防性储蓄恰恰是消费不振的症结所在。根据定理，储蓄量越高，储蓄增速就越快。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很突出，欠发达地区不能照搬照抄发达地区的发展路径。从总体看，我国发展呈现阶梯式发展态势，即一段时间大幅发展，一段时间解决隐患奠定基础。因此目前排查问题应该放在首要位置。各地城镇化率、人口总量、老龄化程度均有所不同，需要因地制宜找准各自解决问题的切口。要用“围棋”思维，又要有“象棋”思维。问题不在投资本身，而在于投什么、怎么投、投资是否有效益，能否在补短板、促消费、提效率上更好发挥作用。
第四，“重规模，轻质量”背后的差异化路径风险危机。由于对新发展模式理解的不到位，思想观念转变还需要时间。因此在指挥棒引领下，部分行业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严重，低端产品供给过多，而医疗、养老、教育、服务以及高品质消费等领域仍存在供给不足。大规模、低成本、同质化的逻辑运行，而需求端已转向高品质、个性化，供需错配就会加深。这不是简单的总量问题，而是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升级的结构性问题。
上述四条，归根结底就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供给能力与需求能力之间的错配。因此，当前破解供强需弱矛盾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这既直接关系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全局的战略抉择。
二、破解供强需弱矛盾，不要只想着治本，需要标本兼治
破解供强需弱矛盾，长远看，固然是要推动新发展模式的形成。其中，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是总目标。但是前提首先是要降低债务率这一关键问题。我们认为，居民融资所使用的房贷、车贷正在下降，然而融资成本过高，导致目前中小微商人的债务，特别是依靠消费贷、网商贷等高利贷是导致居民无法扩大生产的关键原因。可以说，居民/小微经营者的高息隐性债务，不是单纯的利率问题，而是债务负担压制现金流、抑制预期，进而抑制消费和小微经营扩张。而内需起不来，不只是居民收入低，还有存量债务的现金流挤压。很多小微经营者不是没有订单，而是每月刚性高息还款吃掉利润，不敢扩经营、不敢增加家庭消费；消费贷、网商贷、非持牌平台贷款很多是 “以贷养贷” 滚出来的，综合成本远高于正规普惠信贷，属于居民部门的 “隐性高息杠杆”。内需主导、内生增长，要求居民部门现金流稳定、预期稳定；如果存量高息债务持续压着，哪怕出台消费补贴、降息，新增收入优先拿去还债，消费和经营的乘数效应会非常弱，也就是常说的 “资产负债表修复优先于支出扩张”。债务焦虑会显著抬升预防性储蓄，单纯降息、贴息只解决增量成本，很难解决存量债务带来的预期悲观。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修复居民现金流预期和未来。思路在于“政府下场-社会配合-群众参与-法律配套”共同结合。首先，加大完善信贷全口径登记、强制息费明示、把更多平台信贷纳入征信监管。对于有意愿化债的群众，可以加入“债务清理”计划。该计划以“不新增债务”为前提，具体看，即参与该计划的人应自动申报债务额度，并承诺在未来一段时间不再新增债务，包括主动注销可能产生未来潜在债务的信用卡、贷款等。对于失业但有意愿的加入的，可通过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海外发行人民币债等募集到的资金，用于边远地区巡逻等岗位，鼓励社会企业加入“以工代赈”计划行列，员工按照各地最低保障工资进行发放，多出来的费用则用于强制偿还债务，这类企业也可以减税降费等优惠措施。在此期间，银行等金融机构禁止开通信用卡、贷款等，彻底降低到可承受负债率情况后，签订协议自愿退出。但如果在此期间违规，则以诈骗等方式进行处理。为此，应从政策方面加大力度，官方应该对全民进行一次负债普查，全面统计此类贷款的数额，适时采取在一定年限内“债务冻结”、“债务隔离”等方式，将确实在前些年用于经营的部分通过政府补贴、低息贷款置换高息贷款等方式，尽管短期内会损失一些小额贷款服务商的利息，但长久看却有助于降低居民端的成本，从心理上彻底减负，增大居民预期前景信心。
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终身教育、职业教育。让更多的人持续拥有自我造血能力。很多人愿意学习新知识，并且有动力去转换。目前，新动能发展仍然需要大量基础性岗位，例如数据清洗、境外外包等。首要就是提升语言能力。国家号召“国内国际双循环”，堵点就在于国际循环中人才错配问题。从高端层面看，就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能够形成“规模—分工—创新”的正向反馈：本土市场广阔，可以摊薄研发投入成本，为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海量应用场景。内需牵引下，资源要素从过剩领域有序退出、向创新产业集中，带动企业盈利与劳动报酬同步提升，反哺消费扩容。“供给增效—居民增收—消费扩容”的链条一旦打通，创新红利就能转化为内需增量。但从低端层面看，能够前来中国的普通人还是少数，我们要利用互联网优势，大量培养代看员、代购员，通过现场直播等方式，并且通过提升购物分成等因素化解债务，吸引外资流入中国，从而增加收入。
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把握好三对关系：内需主导不是不重视开放，而是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消费拉动不是不重视投资，而是以消费为最终需求牵引有效投资；内生增长不是不重视政府作用，而是让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之“新”不在于否定过去，而在于超越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从经济循环、供需结构、动力机制等层面重构我国经济的运行逻辑。
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党员要多为老百姓想办法，想出路。要把百姓当家人，切实听，切实看，要打舆论等的综合战。只有党员先走通路子，老百姓才可以相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特别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摸底调查之后，结合共性思索具体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出一些老百姓不愿意看的政策条文。可以说，党员要做的就是从0到1，从1到10的路，而从10之后，群众内心的风险心消除了，自然就像是水流一样，不断扩展。
三、在深化改革中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推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在经济社会领域进行深层次改革。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着眼新征程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一蓝图有效转化为切实可操作的改革举措。具体到经济发展模式变革而言，要针对供强需弱这一经济现象背后的体制机制症结，着力从畅通经济循环、优化供需结构、塑造动力机制入手，以重点领域改革突破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提升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质量和效率。
畅通经济循环，让内需主导筑牢发展根基。内需主导，关键在于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让要素流得动、存量盘得活、地方有激励。一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健全跨区域利益分享机制，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二是推进存量资产盘活和风险处置改革。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推进数据资产、绿色资产确权定价，用好存量隐性债务置换政策，推进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让沉淀的“死资产”转化为可循环、有收益的“活资本”。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优化政绩考核评价，推动地方政府从单纯重视生产总值转向促增长与增收入、惠民生、扩消费并重。
优化供需结构，让消费拉动释放发展潜能。强调消费拉动是要让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牵引投资、形成有效供给，让居民能消费、让供给跟得上、让投资更有效。一是着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保障。二是健全消费促进机制。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推广柔性化、定制化制造新模式，推动县域消费市场提质升级，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切实落实职工休息休假制度。
塑造动力机制，让内生增长积蓄发展后劲。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表面看是投入不够，深层看是经营主体活力和创新能力不强，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效率不高，市场预期偏弱、信心不稳。如何让企业敢创新、要素能流动、新旧动能顺畅接续、市场预期稳得住？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联动推进激励评价机制创新，引导金融资源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高效流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健全数据等新型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三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引导更多资金投向教育、医疗、养老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让民营企业敢投、愿投、能投。四是推动产业政策转型。传统产业不能简单关停，要靠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标准提升推动改造升级；新兴产业不能一哄而上，政策重心应从“选产业”转向“优环境”；健全低效产能退出机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促进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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